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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与一个人的三次人生跨越

——周星增 造一所大学圆梦

缪克构 韩忠民

 

题记

46岁的周星增端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不紧不慢地看着一份文件。此时已是2008年11月,上海仿佛没怎么经过秋天就一下子进入了冬季,处于郊区的南汇康桥镇气温更低一些,在阳光隐匿于云层的午后,周星增不由得感到一丝寒意。

不过,他很快就改变了姿势。他走到窗前,俯看窗外自己创办了近十年的上海建桥学院,看着三三两两走过的学子和更远处篮球场上龙腾虎跃的身影,心中一股暖流荡漾开来,让他感到春天般的惬意。

 

30年前,还在温州乐清一所农村中学里读书的周星增,做梦也不会梦到此后30年岁月如此峥嵘。1979年,恢复高考第三年,17岁不到的周星增破天荒地成了村子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整个年级97个同学中,他是唯一考上本科院校的。

刚刚从秧田里抬起头,双腿都还粘满了泥的少年周星增,在接到江西财经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一刹那,激动得几乎哭出声来。他隐隐感到,自己从小就希望成为村里一名会计的愿望不但可以实现,自己的生活轨迹也可能与祖祖辈辈不太一样了。比周星增更感到幸福的是他的母亲,这位从来没有走出过温州的传统女性,生了四个子女,她知道自家老三从此可以结束抓泥鳅、钓黄鳝为自己挣学费的日子,以后可以捧着“铁饭碗”,吃上“皇粮”了。

令人无限寻味的是,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30年来风云激荡,而周星增此后的三个十年、三次人生跨越,壮怀激烈。小人生与大时代如此默契,难舍难分,苦乐与共——

第一个十年:恢复高考后他考取了大学,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到了贵州工学院当了五年大学老师。

第二个十年:1988年受邀回家乡,在刚刚兴办的温州大学当教师,把“有学生没老师”的财务专业办得风生水起;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他辞职兴办企业,生意甚至做到了非洲。

第三个十年:1999年6月,在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以后,已经有了丰厚积累的他踏上了上海这块热土,创立民办高校,开始了人生的第三次跨越。

人生穷则思变 轨迹几度改写

1987年冬天,已经在贵州工学院当了四年老师,并被破格提升为讲师的周星增坐在返乡的火车上。他看着绵延不绝的群山从眼前掠过,不禁思绪万千。那时,温州还没有通火车,周星增一家三口每年从贵州经金华回温州,仅车票就要耗掉全家一年的积蓄。

“太穷了!”很多年后,周星增依然长叹一声说道。母亲依旧操劳,家里也还是穷。少年时代就立志要挣钱为家里脱贫的周星增,每次回老家都心情沉重。

“我的第一桶金是苦难。”很多年来,周星增一直这么说。

那时,南下海南创业成了他周围同事们热议的话题,很多同事已经卷起铺盖在那里落脚。1988年,周星增心动了,也打算去海南闯一番事业,至于工作,先期去的同事已经帮他落实好了——海南工业发展总公司建材部经理。

正在此时,温州大学校长的一封来信改变了他的行程。温州大学虽然已经设立了财务专业,但师资却是零。心急火燎的校长不知从哪里得知一个同乡在贵州工学院教财务专业课,课上得很不错,于是十万火急地发来了非常诚恳的邀请函。

温州人梦想了几十年,终于拥有了一所自己的大学。这在所有温州人心目中都是一件无比自豪的大事——温州不仅要发展自己的经济,还要发展自己的教育,让富裕起来的温州人的后代能在家门口读上大学,接受良好的教育。捧着邀请函的周星增热血再次沸腾。母亲跟他说过,温州大学筹建时,曾以他的名义捐了300块钱——所有的温州人对温大都充满了感情——他决定回家乡,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困难超乎想象。没有住房,他只能住在教室里,办公室、卧室、厨房三合一。他担任两个班级的班主任,每周要教30多节课,他还要负责招生,负责七七八八的行政事务。就是三头六臂,也要夜以继日不停工作。但周星增坚持了下来,工作做得风生水起,刚开始时“只有学生没有老师”的财会专业,很快成了全校学生人数最多、师资最强的专业。两年不到,他担任了财务教研室主任,四年不到,学校决定提拔他当副系主任。

就在很多人以为周星增的人生轨迹从此就会这样走下去,而他日渐年迈的母亲也满心自豪于自己有一个当大学老师的儿子时,周星增的人生抛物线再次发生了改变。

在一次次将学校分给自己的房子让给新来的教师后,1991年周星增终于拥有了自己的一套50平方米的房子,但接收和装修房子的两万块钱却没有着落。靠微薄的工资,周星增根本就攒不下钱。没有办法,在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帮助下,两万块钱终于七拼八凑凑齐了,但周星增的心里五味杂陈。

“太穷了!”这三个字再次在他的头脑中翻滚着,让他寝食难安。看着周围的同学、朋友一个个富裕起来,让家里人过上了好日子,听着温州街头巷尾都在流传的生意经,周星增陷入了沉思。

另一个深层次的原因也在困扰着他:他发现自己学问钻研得不够,判断自己难以成为一个顶尖的学者。“继续在大学待下去,也许可以成为副校长,但我的人生从此就定格了,这不是我想要的。”周星增这样告诉记者。

1992年,在小平南巡讲话后,改革开放的大潮终于将另一个契机降临在他的生活。周星增意识到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而此时温大已经步入正轨,他可以放心离去了。一种跃跃欲试的力量拧成了一股狂热的躁动,催促着他开始创业。周星增先到朋友的公司里做销售部经理、销售中心总经理、董事长助理,然后开始自己创办企业,进军灯具和低压电器行业。

创业充满艰辛。周星增说,人家讲“秀才起兵,三年不成”,其实“秀才”经商,也是三年不成,那段时间下海的知识分子挺多,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成功,做企业的辛苦程度大家是没有想到的。“有一次我的一个学生看见我光着膀子在搬东西,满头大汗,很惊讶地对我说,周老师你怎么自己搬呀?我笑着告诉他,做企业就是这样的呀!”对这些,周星增的心中早已释然。在他看来,当老师就要把书教好,经营企业就要把生意做好,老想着过去,就不可能往前走。

几年后,依靠自己所学的专业和经济头脑,周星增和他的温州朋友一样,逐渐富裕起来了,他以为从此可以让母亲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母亲告诉他,她最感到自豪的还是那个当年考上大学的儿子,还是那个当大学老师的儿子;要是真想孝敬她,那就给孩子们办一所大学吧。

周星增的孝心是出了名的。母亲也许一句不经意的话,让周星增的心头从此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牵挂。而多年的商海沉浮,也让他无限留恋自己十年的讲台生涯。于是,他生出了一个梦:造一所大学,让更多的孩子可以受到高等教育,或许他们的命运可以从此得到改变,他们的梦想可以从此得到实现。

建桥学院 当年建成当年招生

从1997年开始,周星增就琢磨着要办一所大学。他最先把目光投向脚下的土地,向温州市的有关部门递交申请。结果,申请递了一个又一个,都不见回复。他坐不住了,跑到有关部门去打听,得到的答复却差点没让他晕过去。

温州市辖三区二市六县,各县都有富裕起来的人把目光瞄准了民办高校。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发话:市里没有那么多土地,也不可能审批那么多学校,还是各人回自己所在县办大学吧。

每个县办一所大学?简直是天方夜谭!

周星增明白了,温州根本还未把创办民办高校列入规划。他这一步在当地显然走得太远了。他开始跑杭州,跑了很多部门,因为政策、师资、土地等因素限制,最后都没有办成。尤其是土地问题,根本还没有用于民办教育的规划用地,而作为商业用地征购,价格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周星增一度心灰意冷。

1999年6月,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特别提到了一段关于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内容,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办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周星增强烈地预感到:国家要在发展民办教育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中国民办教育的春天就要来了!

周星增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到上海办大学。

1999年3月,周星增热血沸腾,走进上海市有关部门咨询办学事宜,当头迎来了一盆冷水:“温州人是东方的犹太人,赚钱本事大,办大学嘛……”这个“嘛”字拖得很长,被省略掉的下文,显然是怀疑、否定、排斥。

这话也不奇怪。当时鱼贯而入抢滩上海的民营企业家,大多是投资、经商、做生意的,还没听说谁要办大学的。面对怀疑的眼光,周星增据理力争,“温州人怎么就不能办大学呢?晚清的孙诒让实业兴教,当代的苏步青、谷超豪,不都是温州人吗?”

对方愣了一下,就问,“那你学校建在哪儿?没房子,我怎么批?”

“你还没批准我办学,我又哪来的学校?!”这句话,周星增只能在心里说。面对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两难命题,周星增明白,争论没有意义,他必须超常规“破题”。

1999年7月,周星增变卖了自己在温州所有的工厂、设备,联手几位商界好友共同办学。他一次性向市教委的银行账户上打入500万元,以显示办学诚意,同时,买地建楼。

资金难题迎面而来。当时,上海最大的民办学校面积只有50亩,周星 增第一次买下了200亩,后来又加了287亩,办学规模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设想,前期基建投入巨大。刚开始时银行不肯贷款,“你一个外地人办大 学,能不能招到学生呢?招不到学生,怎么还贷款呢?”

周星增说:“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像在悬崖上走钢丝,一不小心,就会跌下万丈深渊,摔得粉身碎骨。那一年,我的新车10个月跑了9万多公里,比出租车开得还多。”

资金问题还是得自己解决。一批温州朋友,还有他的大学同学、全国各地的朋友,都一起来帮他。周星增至今还记得,一位老同学骑着自行车,跑了三家银行,把全家所有的积蓄一共两万多元统统取出来,交给了他。他们看中的,就是周星增的人格魅力和不凡的决心。

康桥路上,一幢幢教学楼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消息传开,惊动了上海市里的领导。领导说,“我们得去看看,他到底是谁,他到上海办的是真大学还是假大学?”领导们在建桥工地上找到了晒得黝黑的周星增,听了他关于办学理念、目标、规划的汇报后,又吃惊,又佩服,又高兴。有位领导悄悄问周星增,“这大学还没批下来,你就砸锅卖铁干起来,万一上头不批,这几亿元不就打水漂了吗?”周星增胸有成竹地答道,“我这样做,就是想告诉世人,周星增办大学是铁了心的。市里不批,一定是哪些地方不足或不符合要求,你提一点,我改一点,你提两点,我改两点,等我都达到要求了,上头还会不批吗?”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周星增对教育事业的赤诚之心,敢为人先的温州气魄,得到了方方面面的信任和支持。“建桥工程”一路绿灯,各级领导先后亲临现场指导,南汇更是把办大学看成自家的大事,列入2000年政府重点工程之一。开学前夕,数百名康桥人为学院义务清理垃圾,种植绿化……

2000年9月,上海建桥学院迎来了第一批新生,共1352人。10月12日,举行了首届开学典礼。全国人大、政协,经济界、教育界、文化界领导和专家们纷纷发来贺信、贺电。费孝通先生欣然题写校名。两院院士、同济大学原校长李国豪教授担任名誉院长,开学时他不顾年迈,为广大师生做了一场爱国主义专题报告。

建桥学院当年建成,当年招生,创造了温州精神与上海速度相融合的奇迹。

如今的上海建桥学院已经顺利升级为一所本科院校,全日制在校生9000余人,开设8个系30多个专业,面向全国20个省市招生,明确提出“坚持教育公益性质,不以营利为目的”。建桥学子在国家、市级文化课统考、国内外重大赛事、社会公益活动中表现出色,历届毕业生就业率均达到96%以上。

上海建桥学院快速崛起,进入了高起点、高规格、高质量阶段,创造了上海民办教育发展的新模式。

最大财富 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30年诞生三代民营企业家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和上世纪末至今几次创业浪潮,每一次创业浪潮都催生了一大批企业家。第一代企业家从1980年中国第一家批准注册成立的个体工商企业开始,真正兴起在1985年以后的城市体制改革年代。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第二代民营企业家诞生。第三代企业家则伴随新经济的兴起,诞生于2000年前后。

“我是1992年小平南巡后从温州大学辞职下海的,应该属于第二代创业者吧。”周星增说,“这一代创业者中最多的就是我这个年龄,40多岁,相对成熟了,既有父母这一辈的传统思想,也能接受下一代的先潮思想,像链条中间的一环,承上启下;这个年龄段的人,小时候都吃过一些苦,有的虽然没读过大学,但是后来又主动去学习了,所以社会责任感都比较强。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创业者,应该成为今后一、二十年中国经济的中坚力量,为社会发展担当更大的责任。”

周星增说的“成熟”,还包含着时代的机遇。高中毕业,刚好恢复高考制度;大学毕业,可以教书,可以走仕途;后来想赚钱,经商的机会又来了。“最大的财富就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切身感受时代机遇的意义

出生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温州,周星增切身体会到时代机遇的意义。

1980年12月11日,一个叫章华妹的19岁小姑娘从温州鼓楼工商所领到了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此后不久,全国出现了蔚为壮观的“个体户现象”。

然而好景不长。1982年初,一批处在市场经济“风口浪尖”上的人被处以“投机倒把罪”。在周星增的老家温州乐清柳市镇,“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等八人被列为重要打击对象。或关押,或逃逸,转眼之间,“柳市八大王”从人生的顶峰跌到了生命的谷底。

“八大王事件”裹挟着浓厚的悲壮色彩,却也意外地成为声誉卓著的“温州模式”的发酵因子。它是解放思想与僵化思维的一次交锋,又是前进道路上一次制度变革的大撞击。

在这些年里,周星增读完了大学。此后十年,在大学校园的三尺讲台上,他激情四溢给学生讲述这些书本中没有的传奇故事。

困惑依然存在。“那时候很多专家到温州视察,对温州的市场经济有说是资本主义的,有说是社会主义的,把我们温州人也是折腾得要命。”周星增说,“但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姓‘资’姓‘社’的讨论从此划上了句号,温州人吃了一颗定心丸。温州政府应该说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坚定了发展经济的信念,原来总是很怕的。”

不仅是温州,此时在全国也掀起了一股创业的热潮,包括从高校和科研院所出来的知识分子,一大批人开始投入了轰轰烈烈“下海”的大军中。周星增也是其中一员。

此后不久,这些民营企业家开始在各自领域大显身手,上演了一幕幕轰动全国的精彩剧目:王均瑶“胆大包天”,成为私人包机第一人;周星增闯滩上海,成为第一个到上海创办民办大学的沪外企业家;万向钱潮股票上市,成为中国首家上市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走向资本市场的大戏由此拉开……

企业文化定位“以善为本”

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著名企业家柳传志曾这样总结中国三代企业家成长之路:上个世纪80年代企业家主要面临的是体制风险,进入90年代则主要面临经营管理风险,而本世纪企业家必须通过制定战略、塑造企业文化进行“基础管理”,这样企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

周星增自然深谙其中道理。一方面,他受公益目标激励,倾情投身教育事业,另一方面,他成立了建桥集团,制定战略规划,投资房地产、矿产、能源行业,不断把企业做大,同时把企业文化定位在“以善为本”——感恩、回报、爱心、责任。他知道,只有这样,他的建桥学院才会得到反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这几年,建桥学院的知名度提升很快,无形资产增值了,集团下属企业又都从中受益。

记者问周星增:“来上海创业快十年了,你觉得自己成功了吗?”

周星增从容回答:“人人都向往成功,但对‘成功’理解不同。我觉得,这个‘功’是功德的‘功’,做了有功德的事才叫成功,不是钱越多越成功。所谓功德,肯定是利众、利他、利社会、利国家的。办教育的意义也在于此,办大学给了我很大的精神快乐和满足。”

“你当时投资多少?投资怎么收回?”

“总共将近6个亿。我觉得不需要收回,我的下一代也不需要,下一代走自己的路。学校现在略有盈利,用于学校再发展。我觉得学校一定要略有盈利,否则,一遇到困难,在政府不支持不拨款的情况下,就会倒闭。我给政府的建议是:办大学,要鼓励民间力量来投资,但投资办学不同于一般经营活动,它带有一定公益特性,所以门槛一定要高,另一方面,民办教育需要各方支持,学校要能办100年200年不倒。”周星增这样说道。

下一“抛物线”关注养老院

改革开放30年,弹指一挥间。但时间之河浩浩荡荡,为周星增留下了众多的“第一”:1979年,全村第一个考上大学;1992年,第一个辞职下海的温州大学教师;1999年,第一个到上海办大学的沪外企业家。他创办的上海建桥学院是第一家以“上海”冠名的民办高校;第一批列入上海市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单位;第一个得到教育部、财政部资金支持,共建数控实训基地;第一个将国家级赛事引进大学校园,让围棋、中国式摔跤以及昆曲等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零距离”接触;第一批在上海市民办高校系统中获得“上海市文明单位”称号;第一批列入国家高等教育依法自主招生改革试点单位……

被学生们称为“智多星”、被同事们视为“读书人”、被青年同行们看作创业楷模的周星增,儒雅内秀,眼睛里仍有着少年时代的羞涩,话语中仍充满质朴的情怀。他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他把人生的下一条抛物线,抛向了养老院。“都说年轻人是世界的未来,但换个角度看,老人才是世界的未来。谁都会想,人老了这么苦,年轻时何必去努力呢?大家都不努力,这个社会能够发展吗?如果我们看到整个社会都在关爱老人,想到自己的未来有保障,工作起来才会有劲。我办养老院就是想让全社会一起来关注老年群体。”

 

 

(本文出自2008年11月24日《文汇报》“近距离”人物专访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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